从社会阶层的角度透视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

曾几何时，教育焦虑问题已经从教育界内部的讨论议题转而成为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懂教育，但很多人都具有“家长”的身份。作为家长，自然是有诸多辛苦、委屈与无奈要倾诉。在笔者看来，其实教育焦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就是中产阶层自身的焦虑问题在教育问题上的投射。

一、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普遍焦虑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安尼特·拉鲁（Annette Lareau）曾经描述其在1993-2003年的十年时间中，深入追踪了美国12 个来自不同家庭儿童的成长过程。他发现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在教养方式上有着显著区别。工人阶层家庭的家长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一种被拉鲁称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策略。在这种教育策略影响下，工人阶层家庭的家长并不过多投入干预子女的教育过程，而是把学校生活和课外活动的选择权交给子女。从教育结果上看，这导致工人阶层的孩子在争取有利于学业表现的资源、打造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时，不如中产阶层家庭的同龄人。反观中产阶层家庭，家长更愿意采取“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教育策略。这些父母一方面更加积极地介入孩子的学校教育，为孩子提供校外教育，在老师心中留下积极印象等；另一方面紧张地平衡着投入子女教育的时间与自己工作的时间，为子女寻找各种实习机会时努力找寻社会关系，在全家范围内对子女上哪所大学进行持续性讨论和争辩等。

如果就这个问题继续思考下去，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其他阶层家庭的教育焦虑并不明显？从大众一般性观点来看，越是底层的家庭向上跃迁的动机越强，越应该“鸡娃”。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往往不会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太多的焦虑，一方面因为这类家庭承载的“温饱性生存焦虑”远远大于“教育焦虑”，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对于阶层固化所带来的自我认命感更强。来自二本高校的学者黄灯曾谈到其学生及家庭从未希望通过上大学进入精英行列，而是早早就安于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与中产阶层家庭相比，底层家庭似乎还没有达到“教育焦虑”的层次。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是，“教育焦虑”也是有门槛的。中产阶层家庭刚刚跨进这道门槛，而底层家庭还站在门外。

二、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长们自身焦虑的投影

前段时间“家长退群”的新闻不仅上了微博的热搜，也受到权威媒体的关注。面对此事件，社会舆论更多关注的是家校关系紧张、教师职责边界等问题，却忽略了家长本身所表达的工作压力问题。中产阶层家长们承受着“996”甚至“007”的高强度工作，即使工作中没有差错，也承担着因年龄过大、行业萎缩等因素而被公司裁撤的风险。光鲜外表下，家长们的内心被深深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所笼罩，自由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焦虑会不自主地溢出工作范畴，投射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讲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所以，当前的教育焦虑问题也是中产阶层家长们自身焦虑的一个投影。

美国学者里韦拉曾经对顶级公司的招聘环节进行研究，他发现即使在子女毕业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对他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产阶层家长们深知这一点，他们让孩子拼尽全力是为了让他们以追求个人成长、个人成就感为逻辑来面对未来社会；自己拼尽全力则是为了给孩子提供能够享受社会美学意义、表现力意义的“无用”活动，而非以现实功利逻辑考量问题。但家长的现实生活是仅仅能够保全自己的工作职位，避免被所在阶层无情地抛弃。所以家长深刻感受到辛苦的现实，当然不希望子女未来重蹈自己的覆辙。能够留给子女一个更好的基础，成为了他们人生的重要任务。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可能的“稻草”，即使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未来和有可能拖垮自己的教育支出依然义无反顾。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通过分析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提出，随着总财富的增长，在物质的或财务上的有形资产外，社会又产生了一种职业地位上的无形资产，即闲职。这些闲职的获得，在过去是凭公开的等级身份，而在现今社会则是文凭（证书）。说的直接一些，人们花钱上学校并不真是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闲散职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层的家长要让子女考取各种各样的证书，即使这些并不一定是子女真正感兴趣的，但作为这套规则的窥探者或既得利益者，他们一定要让子女加入这场注定“内卷化”的竞争。

文章来源：《教育界(基础教育)》 网址: http://www.jyjbjb.cn/qikandaodu/2021/0610/8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