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哥儿中的教育界众生相

夏目漱石年轻时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致使其对近代第一次教育改革之后的日本教育界有着深层的认识，其小说《哥儿》正是对教育界丑恶现象的深刻揭露。

一、教育官僚的顽固与黑暗

明治维新后，天皇制政权进行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改革，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语》，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忠君’‘德化’之类的封建意识，使教育专制主义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制度下，教育官僚统治着一切，推行形式主义、盲从主义教育，只允许下属对他们阿谀奉承，不允许任何异己者的存在。因此，教导主任“红衬衫”和校长“狗獾”这样的教育官僚在小范围内的教育机构形成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表现在他们拥有高于常人的学历学识与权力地位。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红衬衫与狗獾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与权力巧取豪夺，玩弄他人于股掌，满足一己之私。红衬衫毕业于东大，做事却阳奉阴违，通过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欺辱哥儿并嫁祸“豪猪”，欺占“老秧”未婚妻。和报社串通，把哥儿和豪猪的劝架事件黑白颠倒成打架事件，借机迫使豪猪辞职。狗獾以“教育化身”自居，冠冕堂皇，实则与红衬衫狼狈为奸，成为邪恶势力的庇护伞。

二、反抗游侠的斗争与无奈

日本近代第一次教育改革完成后，在教育专制黑暗盛行之时，似哥儿与豪猪这般富有正义感、同情心和敢于反抗斗争的优秀青年愈发罕有。他们看不惯红衬衫与狗獾的所作所为。豪猪不屈从于红衬衫的权力和手段，为哥儿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出头，不容于学校的邪恶势力，然而又找不到好的惩治办法。非但自己受尽欺辱，而且眼睁睁看到同事老秧的未婚妻被欺占又无能为力，只能背地里一顿老拳打了红衬衫与“蹩脚帮”出口恶气，结果是以二人的黯然辞职离场。夏目漱石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想，不仅初中，就是高中、大学里，都不会有豪猪这类人物…之所以看不到豪猪、哥儿这类人物，并非是这类人不存在，而是一出现这样的人，马上就会被免职，所以也就不存在了。”清晰可见，日本明治教育界黑暗腐败的现实以及反抗游侠的无奈。

三、民众趋炎附势的可恨与可悲

黑暗的教育官僚和正义的反抗游侠是矛盾的两个极端，均是少数派，而在中间的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其中有谄媚的苦心钻营的蹩脚帮之流，亦有胆小的逆来顺受的老秧之辈，还有屈从于权力不能抵抗诱惑的老秧未婚妻“玛利亚”之流，更多的是随声附和、庸俗保守、伪善腐朽的其他教员。

蹩脚帮从早到晚和红衬衫形影不离。赞同红衬衫说的每一句话，支持红衬衫做的每一件坏事。在处理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的会议上，积极支持狗獾和红衬衫对捉弄哥儿的学生宽大处理的意见。在蹩脚帮眼里没有是非观，没有人性的良知，谁有权力谁就是对的就应该听谁的。盲目服从权威，人性近乎泯灭，为邪恶势力推波助澜，为虎作伥。极尽逢迎的蹩脚帮可恨，逆来顺受的老秧可悲。老秧和玛利亚有婚约在先，只是后来家道中落，被红衬衫趁机闯入。老秧没有积极争取，轻易地妥协于红衬衫的权势，自始至终都是被动地接受着别人对自己不公平的干扰和安排，奴化思想严重。被狗獾和红衬衫使阴谋诡计调到偏远的地方去，还老老实实千恩万谢。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玛利亚在老秧家事缠身的时候，被红衬衫花言巧语所骗。红衬衫一方面说要娶她，一方面又说只要玛利亚和老秧没有解除婚约，他就不可能娶玛利亚，置玛利亚于尴尬之境。玛利亚一方面没有和老秧解除婚约，一方面屈于红衬衫的权势和红衬衫谈着恋爱，把自己的婚事弄地不明不白的，遭人诟病，是个可恨又可悲的人物，应对邪恶势力选择的是麻木接受。

除此之外，在处理蝗虫事件和呐喊事件的会议上对哥儿的辩解哄堂大笑的全体教员，他们是无聊的看客，这些无聊的看客跟鲁迅先生笔下嘲弄孔乙己的酒客、闲话祥林嫂不幸的平民、县城里围观夏瑜受刑的看客、跟着阿Q的邢车看热闹的闲人以及冷眼蔑视子君和涓生爱情生活的庸众一样，只会助长邪恶势力的横行。《哥儿》中教育界邪恶势力如此猖狂与这些无聊的看客的容忍和趋炎附势不无关系。

四、结论

在夏目漱石小说《哥儿》中我们看到教育官僚的凶狠与丑恶横行，富有正义与爱的游侠饱受排挤直至最后的落寞退场，而广大普通教员及周边人物狭隘自私的趋炎附势成为教育界邪恶势力野蛮生长的温床。

文章来源：《教育界(基础教育)》 网址: http://www.jyjbjb.cn/qikandaodu/2021/0315/7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