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光明写平生——怀念回族学者张巨龄先生

张巨龄 在我所敬慕的几位本民族老辈学者中，张巨龄先生是那种鲜见地流露着民国风度、具有精神贵族气质的一位。怎样描述我对他的感受呢？若是论名望，我想他应该足够有名了。他的影响，不仅遍及回族学界，也在更为广阔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语言学界、语文教育界散发着独异的光芒。但他似乎有一些深居简出，与世面上流行的嘈杂与熙攘保持着一种具有分寸感的排拒。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吧。 他的眼神是凌厉的，容不得学术的半字伪造；他只讲真话，在真理与正义的原则面前，毫不介意可能外露的锐利。他虽不常出门，却总会有人千里迢迢找上门去，譬如亚洲、欧洲慕名而来的博士、学者。只要打开毕生挚爱的回族学、语言学话题，那一向紧绷森严的面庞便渐渐活泛了起来，温润了起来，滔滔不绝，倾囊相告，羽扇纶巾之间纵横着唯有他才深谙奥秘的那个世界；通身散发的炽烈如焰的一股热能，与头上那一顶苍苍鹤发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真是一位好学者啊！有限而珍贵的交往，犹在眼前。然而时代已去，机缘已逝，那因为正直、诚实、勇敢而显得可敬可爱的张巨龄先生，确已在2016年寒意席卷的初冬踽踽独行，决然走远了，唯留下一个散透着光明的背影。 “热恋的感情” 十二三年前，博客初兴，我在东北的大学校园里上网搜索有关回族历史的老掌故，意外发现了张巨龄先生的博客，读之眼界颇开。 慢慢了解到，张巨龄先生居于京城，是《光明日报》的高级编辑。他有两样值得佩服的硬功夫：一则，于主流学界而言，他是颇有著述的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系北京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光明网·谈文说语”特约专家、教育部语文出版社新课标教材编委，也曾担任一些高校中文系的特聘教授；二则，于民族文化而言，他是一位发力于回族史论研究的民族史学家，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 我之所以在未曾见到巨龄先生之时，便油然而生敬意，乃是因为先生首先在主流知识界积淀了一定的影响力，继而转向民族学界，这使得他的研究站在一个较高的文化基点之上，避免了暗藏的自闭。向前看去，成就更为卓著的一些回族史学大家，如白寿彝、杨兆钧、杨志玖诸先生，莫不具有如是特点。 我注意到，张巨龄先生的论文中，有一些学界较为稀缺的题材，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一段回族历史。不是学界不重视，而是这一历史时期比之此前的明末清初及后面的民国胜状，所留史料甚少，传述有所青黄不接。先生能在此领域占据切要一席，以至后学涉猎于此，一定绕不开他的成果，除却其自身用功至深之外，更与其独有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 1941年1月，即农历庚辰年十二月，张巨龄出生在辽宁沈阳一个虔诚的宗教与书香之家。其父张子文（名德纯）系清光绪十六年的秀才，后曾游历土耳其国，是我国清末和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伊斯兰大学者、大阿訇。他通晓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四种外语，是中国回教俱进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组织北京五百余位回族人士欢迎孙中山进京，参与创办《回文白话报》。及至教育领域，张子文阿訇1909年在北京马甸清真寺创办了“清真经儒学校”，后先后主持和创办清真文化小学校（即今“北京东城区回民实验小学”前身之一）、沈阳文化清真寺、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即今“沈阳回民中学”前身），是驰名海内外的回族社会活动家和民族教育家。张巨龄从幼年起，便在这样一个富有书卷气息的家庭中灌着耳音，以至烈士暮年躬耕书海，“依然憧憬壮如花”。 这个从东北大地上走出的回民家族，还有一位必须提及的名士：这便是张巨龄的胞兄张巨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知名演员，《刘三姐》中的老渔夫阿牛爹，《平原游击队》中的老勤爷，成为老长影经久不衰的形象。 一门三人，扛鼎于宗教、艺术、人文诸领域，在回族曾经稀薄的文化土壤上硬是长出了三棵巨树！我常常这样感叹。 或许是家族荣誉所背负的重担使然，张巨龄先生对民族历史研究的用情之深，是十分感人的。 早在1992年，他就开始倡议“要努力挖掘回族文化当中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把它上升为中华文化的高度”。当年学界之先声，今已为共识矣。1997年，其学术论文《中国回教俱进会初创记评》，阐述了晚近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宗教领袖反帝反封建、爱国图强，并主张“化除回汉畛域”、“誓保中华万万年”之史实，震响一时。 他渐趋年迈的身影频繁穿梭于各图书馆，潜进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之中，搜集整理的近三千份原始资料、珍文孤本，将达二百万言，为中国穆斯林文史典藏补苴罅漏。这一寂寞而艰辛的事业，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巨龄先生最大的心愿，便是其八卷本文集的出版。这是一位真挚的学者毕生精华的吐纳，是他对“学问”二字所要表达的最高礼节的致敬。几年前与先生通话，便知道这部文集正在编纂之中，如今本已编毕，是可以早一些问世的，但依先生的倔强秉性和职业习惯，他病重卧床，硬是要求逐字校订。毕竟一些牵涉历史的细枝末节，若不经他本人把这一道关，恐怕一般的编辑极难确保严准。 先生就这样在病榻上校订着，校订着。没有等到这部文集的问世，便先行一步去了！这让所有爱先生的人们，都感到了无尽的伤怀。 为了留下一个念想，我在孔夫子网买下了先生留下的全部遗著。有一本《绿苑钩沉》，是专门的回族史论选。我以为这是先生最看重的一本，也是他对挚爱的母族最深沉的一次报答。 拂开书页，见《序言》中掩映着这样的段落：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回回民族，也爱将我们民族的人们维系在一起的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因而，倘使我写中国的历史，我会满含着爱的情感去抒写。今天，我搞回族史的研究，同样毫无保留地用热恋的感情在写，写我们回回民族中可歌可泣的历史和人物，讴歌我们这个曾经多灾多难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所做出的不朽贡献，颂扬使我们能繁衍和坚强地生存到今天的回族和伊斯兰意识中那积极、健康、向上，并有功于社会的一切。 熟稔的话语，熟稔的气质。恍然之间，像是先生在与我静夜对谈。他语吻铿锵，排云破浪，但又如祖父般温厚、慈爱，深情低徊。 “这是咱露脸的时候” 尽管网络上偶有通讯，但我与张巨龄先生真正会面，已到了2013年。依稀3月底，逢阿慧、钟翔、白恩杰、马占祥、马金莲等回族、东乡族作家都因各种机缘来京，依我一贯的积习，便想在后海一家咖啡馆里张罗一次文学沙龙，把北京的回族作家也都请一请，聚一聚。与往届相比，这次我想多请几位老先生压压阵，给后学们多鼓些劲儿，便邀约了李佩伦、马连义、兰书臣等先生，当然也给一直希求拜望的张巨龄先生发去了邀约短信。 当时巨龄先生身体欠安，但爽快地应承了。我保留了那条短信：“彦伟：色兰！我还是决定来。谢谢你的邀请。” 那个相聚之夜，几位须发苍白的老人成了追光中的华星秋月。特别是佩伦、巨龄二先生，中气十足，通身放着光彩。他们的讲话，深挚、率性、儒雅，颇有演讲家的美感与风度。谈起对母族的爱，催人落泪。 散场后，我一一送着众嘉宾，忙乱不迭。那时做事力求周全的我，面对孤立无援的事业，也只能勉强屈就。一拍脑袋，转身去寻巨龄先生，才发现老人已悄然离开。我举了意自掏腰包，给几位老人都打个车的。但随后知道，如张巨龄、马连义等古稀名家，竟都为了给年轻人省几十块钱，潜入了夜色中的地铁。 同年8月，巨龄先生来电，谈起《中华读书报》向他的约稿。原来，时逢第二十届北京国际图博会，主宾国是沙特，这是图博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主宾国。《中华读书报》对每届图博会都有深度报道，唯这次犯了难，对长期边缘于世界文化舞台的阿拉伯国家确实不熟悉，想对阿拉伯文学作一述评，众里寻遍，发现找一位穆斯林行家里手并不容易，只好求到了主流文化界颇有影响的张巨龄先生。 先生对我说，从文学角度在主流媒体光明正大地发出声音，去阐释伊斯兰文明的优越性，去避免不实的丑化与误解，这是本民族文人的责任。但这个述评须费的气力较多，他正忙于家事，身体也不大好，知我痴迷于回族文学研究，学术上有所关联，就想让我顶上来。 老先生电话里的声音似乎没有后海一面时那样铿锵，却句句砸中心鼓。我初涉回族文学领域，谈起回族作家来振振有词。这或许是不假的，但对于国外的穆斯林文学从未深入。况且截稿时间逼近，几天就得拿出来，我哪有能力接得住呢！我就说：“我不行，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这是咱露脸的时候。”听着先生那严肃的、不容置辩的语气，我意识到这远不只是一篇普通的约稿，只好咬紧牙接了下来。 2013年8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这篇述评。按编辑要求，要对《古兰经》的文学性有所阐释，我取的主标题便援引了那句贵比黄金的“以笔和他们所写的盟誓”，副标题则是“在伊斯兰绳索上攀缘的阿拉伯文学”。那真是一篇让我羞惭不已的文字，缺乏深入把握的发言，不免心虚胆寒，但几天几夜的补课与冲刺，至少让我在面对报纸前的巨龄先生时，不至于太过内疚。 是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多么高尚地想着一个民族的尊严——我被夜夜煎熬着灵魂并迎难而上的渊薮，只是因为一位老人的等待。 “盎然的春风怎会轻易来到？” 张巨龄先生是一位极严谨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为文与谈吐总是一丝不苟、滴水不漏，这是熟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但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理性之外的巨龄先生，其实骨子里面始终洋溢着如火的诗情，只不过他自己很少谈及这一领域的经历罢了。 也是2013年前后，因参与编纂《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机缘，我与巨龄先生曾有几番个把小时的通话，也多有信件往来，由此我也了解到了他作为文人的鲜为人知的一面。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学生时代，张巨龄就已“小荷初露”了。小学时代，他是班里的尖子生，中学和在北京师范学院（即“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读书阶段，他已是引人注目的校园诗人和校园文学刊物的编辑了。其早期诗作大都发表在当时学校的油印小报和校园文学刊物《无名花》《东方红》上，引得不少同学抄录，有的人将它们保存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居然还能脱口背诵。 大学时代是张巨龄诗歌创作的旺盛时期。那时，他的枕边常常放着一支笔和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有时，夜深人静，当人们正在酣睡之时，他却突然灵感触发。为了不影响同宿舍人的休息，张巨龄竟摸黑执笔，抒写出情怀激荡的诗作，真实地反映了那时的一代年轻学子独具特色的思想与心怀： 剪个金色的地球贴在房门外， 地球上插遍红旗翻卷如海， 无须多说美妙的词语， 请看，这就是我们的胸怀！ 五洲震荡在耳边回响， 四洋激流在胸间澎湃， 请问，古往的英雄豪杰， 谁眼前有这样壮阔的气派？！ 1965年7月,张巨龄结束了十数年的学生生活。他曾有过许许多多的梦：作家梦、诗人梦、演员梦……可摆在面前的道路远远没有星光的照耀，他被分配到那只差一里地就出了北京的偏僻村庄，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举目四望，空空荡荡，至少三十华里之内，不会有公共汽车和其他代步工具可乘。 若干年后，张巨龄在散文《青春·梦与现实》中回忆了当时的心境：“呜呼，一切的梦，统统成了泡影！” 在那“干一行，爱一行”的年代，冷静的现实感很快占据了他全部的身心：“与其整日忧心忡忡，不如面对现实，教好书！”书，当然要教好；笔，却不能须臾丢掉。于是，上台努力教书，下台认真想教书；白天和同事讨论教书，晚上在案头写教书。就这样，风雨坎坷十几年、二十几年，姑且可算是“百折”而未“挠”。终于，由读书、教书而至写书，张巨龄也从语文教师转向教研员，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进修教育工作，讲授《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写作》等专业知识，所用教材都是自编自著。 1979年10月，张巨龄与另一位教师共同创办《星雨》报，仅在当时其供职的北京市大兴区内，初版就发行3万份之多。这份被戏称为改革开放后“北京首创而寿命最长的区县教研室级”铅印语文专业报章，今已作为《语文导报》的副刊正式发行，由后继者主办，对推动更广范围的语文教育，继续发挥着作用。 多少人曾欣赏/你鲜花的繁茂，/却不曾想到/你破土时的辛劳；/多少人在品尝/你果实的美好，/却不知晓，/你成长的不平之道！ 盎然的春风，/怎会轻易来到？/只有柔弱者，/才惧怕这之前的/雪剑风刀！ 过去了，/那凛冽的风潮，/来到了，/又一派春光无限好！ …… 这首《啊，红杏》写于1978年，是张巨龄先生很看重的一首。从这蓬勃热烈的诗句中，谁会想到，此前岁月中的张巨龄经历过什么——被停了课的他送过粪，挖过河，入冬时节还穿着一条短裤，泡在河里打蒲草。夜晚的马棚里，他偷偷钻研着《鲁迅全集》，用文学的力量抵御着厄运的折磨。 终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迎来了春天的信息。张巨龄获得了平反，他在十年浩劫中“所发表的言论”，被肯定为“是正确的”。 机遇正在垂青着坚韧的梦想者。1984年，因事业需要，张巨龄由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调入《光明日报》担任编辑。从此，他的世界迎来了一派新的“光明”。 步入新闻口的张巨龄很快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新闻不是我的专长，语文才是我的优势。”他创办了《光明日报》日后颇有影响的“语言文字”专刊，并长期担任主编，树起了语文研究与推广的一方阵地。他在各重要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论，如《关于汉字研究答〈朝日新闻〉记者问》《新词酷语的流行和汉语研究的反思》《报纸语言的示范作用和语言的阶层性》《〈鲁迅全集〉相关注释史实的发现》等，在学界广有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语言文字》创刊之初聘请了九位社外编委：王力、吕叔湘、张志公、俞敏、张寿康等，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张巨龄经常与之约稿、求教、研讨，耳提面命，宛有师生之谊；由此也深得真传，学问渐入佳境。 1987年，张巨龄关于语文教育的随想录《语文·情趣·教学》结集出版，获得了吕叔湘先生的首肯，欣然题签了书名。直到后来，张巨龄才听说，吕先生早就有个“三不主义”的准则，其中之一就是“不题字”。另一位语言学家张寿康先生也对此书予以鼓励，认为“巨龄同志的教学短论，既是他教学思想的结晶，亦是语言清丽的散文”。 此后几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依次出版了张巨龄的三册专论：《语文教学初阶》《作品分析与教学》《诗词格律浅说》。张巨龄提出：“我一向以为，语文教学是艺术，但艺术水平的高低却不在于语文教师本身有多么博大精深的知识（当然，我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知识），而在于他自己有了知识，如何让学生也有知识；在于他自己能分析文章、写文章，如何让学生也能分析文章、写文章。”对此观点，张志公先生予以肯定，认为张巨龄的著述“讲知识，浅显有用；说教学，实惠具体，犹如手把手地教人一样，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不同于有些教学论那么枯燥”，并称之是“一本浅显实用的语文教学艺术书”，不但为之题写了书名，还著文向广大第一线语文教育工作者推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时代的转型也带来汉语、汉字领域的一些乱象。基于语言学家的一份担当，张巨龄与吕叔湘、陈原、张志公，以及柴泽民、张寿康、吕必松、奚博先等八位先生于1991年共同呼吁国家“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受到中央和国家语委，以及外宣办、外交部、教育部、华侨和港、澳、台办政府相关机构的重视，引起海内外的反响。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于次年7月1日改用规范简体排印。 就在此文改毕的前日，我邂逅《光明日报》的一位青年编辑。我问他知道贵报曾有一位张巨龄先生吗？他说当然知道，谈起由其创办的《语言文字》专刊如数家珍，并告诉我，巨龄老师退休后，此刊曾一度停办，但如今它复刊了，后继者将传承中华语文的大旗继续扛了起来。 一阵感慨！学者终有一日会离开他的岗位，甚至也将离开这个躁动的时代，但他留下的那些学问却会像“川流不息的施舍”（语出圣训）一般泽被后人，光彩不逝。我想，学者毕其一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焉。 我知道，我来晚了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不是能用交往的多寡来度量的。有的人，只那么一两面，却如遇至亲同道，牵念朝夕；有的人晨昏相处，驳杂相遇，其实却毫无情分可言。仅有一面之缘的张巨龄先生在我心中，便属于前者。 2016年以来，我们加上了微信，间或保持交谈。老先生仍在关切着回族史研究的一些贻误，总想着撰文纠正，激浊扬清；总在关心着端庄微信平台上新发的文字，甚至还关注到了我担任了文学策划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在釜山电影节的获奖。但渐渐地，他不再留言过来，属于我们之间的那一则忘年对话录，冷寂了一段时间。我从春到冬奔忙于运河线上拍摄纪录片，身心被疲惫塞满，转过来的11月下旬，才知道了那微信冷却下来的缘由。 先生病情恶化的情况并没有张扬，只是少数友人中间沉重地传告着。听到消息的人们，无不坐卧不安。王辉就说，他一天的工作都恍恍惚惚的，不知做了些什么。 王辉是我在北京的知近兄长，虽自谦为读者，但回族文坛之事，他比我更上心。我们各自买了摄像机，尽可能地利用休息日，为回族作家、学者做些口述史的抢救工作。因其老父亲幼时就读的学校，校长正是德高望重的张子文大阿訇，故而王家父子都对子文阿訇的后代张巨龄先生有着一份格外的敬重。 我和王辉都清楚，如张巨龄这般老辈学人，只凭其个人成就便早够录上几天，何况还有他的父亲和兄长！可是，就因为觉得同在北京，先紧着外地的来，采访竟一拖再拖。在日复一日排浪而来的重压中，我的心情也因北京特色的会面之难而愈发焦躁。得知佩伦先生也要去医院看望老友，我与王辉便相约同去（为的是尽量结伴，减少探望频率，以免影响病人过多），说好容我三两日，在第九届作代会上做完简报工作一下来，即刻就去。 我们都没有想到，巨龄先生已经病得那样重了。他没有等下这最后的三两日。就在2016年11月30日下午，他静静地走了！ 匆匆看了一眼微信中的讣告，来不及留下一句及时的都瓦。那时简报组正在争分夺秒地打着最后的攻坚战。我为十几位文坛名家记录、编辑着简报，可心中满满想着的，却只有我的巨龄先生。后半夜，收了工，喧哗退却，阔大的冷寂袭来，我才蓦然意识到，是时候和先生说说知心话了。 12月2日，殡礼之日。我早早换了水，从作代会驻地出来，拖着拉杆箱、背着书包急匆匆地往牛街赶。远远见杨东文阿訇在殡葬中心门口迎着，我没等上前拿把手，牙床已经抖了起来。刚进厅堂，便耳目模糊，无心与任何故友点头问安，只能躲在柱子后边，任忏悔的泪水像冲决了堤坝一般管涌如注。我知道，我来晚了。才从杨阿訇那里得知，原来先生住在角门，与我刚搬来的住址仅有一站之遥！ 众人抬经匣时，才发现海涛兄弟也来了。 撒海涛是我的师弟，正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书。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则有关民国时期张子文阿訇向教育部提交议案的史料，总想着能专程来一次北京，当面递给张巨龄先生一阅。或许基于回族史学后继乏人的担忧，先生也十分期待他来，还在微信中说：“要授之以鱼，还得授之以渔……”无奈课业正紧，几次动意都未能达成。海涛告诉我，讣告来时，长春忽降大雪，他顷刻泪流满面。于是知义者重重举意，连夜乘车来京，只为把那半张斑驳史料亲自送到张家后人的手中！ 初冬的芦井公墓，寒风蚀骨，我们送先生最后一程。挥锹填土，仿佛也在填补着胸中的剧痛。那天我们做完了最后的宣传，一夜无眠。而彼时的东北大地，洁净的大雪仍在纷飞，淹没了云和月、尘与土。

文章来源：《教育界(基础教育)》 网址: http://www.jyjbjb.cn/qikandaodu/2020/0925/486.html